导读：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得到有力控制，主要风险转向了“防境外输入”，全国大部分省份已下调了疫情应急响应级别，绝大多数地区已是低风险地区。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日前指出，要以省域为单元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促进加快复工并提高复产率。那么，在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成为当下主要任务的情况下，究竟还有哪些问题在阻碍着这一任务的落实呢？因疫情防控而生的“健康码”为何难保复工人员畅行？

在明律师认为，从各地在复工复产中所反映出的情况看，目前有4方面阻碍复工复产进程的问题亟待理顺、解决：

【问题一：“严防死守”策略须调整，基层管理者缺乏支持复工积极性】

上面明确要求复产复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基层的注意力却仍停留在“严防死守”“宁可错防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理念之上。显然，这二者之间是存在脱节的，两只手必须配合起来才能作出更准确的动作，光各自抓牢各自的不行。

在当下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且已事实上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追求“零新增”“零风险”是非理性、不客观的。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现在首先要杜绝的是“死”，尤其是不能让群众在“纹丝不动”近两个月后继续没活干，没钱赚。

故此，在明律师认为，各级政府应当明确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复工复产率作为对基层防控工作的考核指标，不再盲目追求所谓“零新增”“零风险”。

事实上，只要严格按照防控措施规范去落实，疫情在上下班途中、工作单位再度传播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毕竟，当下已不是2月初春节假期刚刚结束时的疫情流行高峰阶段了。

怕被车撞死，但不能不出门；打开门就不能怕苍蝇飞进屋……这些道理，老百姓是最懂的，尤其是在一季度预期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物价上涨就业形势趋紧的当下。

【问题二：人员跨区域流动后隔离观察14天，应适可而止】

19日的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不得再设置障碍，不对人员采取隔离措施。

各单位在落实防控措施情况下，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不实施上岗前隔离。

此前一个多月，最令在大城市工作的外来人员挠头的就是居家或者集中隔离观察14天的规定。事实上，很多人此前已经在居住地的村、社区被隔离了超过一个月，在抵达工作地点后再隔离14天的意义着实不大。

“14天”规定还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只要复工人员在复工后因工作任务需要出差了，其返回后就又要隔离观察14天，一个复工人员可能会在疫情期间反复被要求隔离观察14天。

而这样的做法却完全没有考虑其出差目的地是否系低风险地区，无疑是较为简单粗暴的非人性化管理举措。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一些地方在复工复产中还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目前刚刚解封返城的务工者，因其所租住房屋的合租室友早已返城复工，社区就拒绝其再返回租住社区居家观察，而要求其自费到集中隔离观察的宾馆酒店住14天。

高达上千元的集中隔离观察费用对于此前一个多月因疫情几乎毫无收入的外来务工者而言无疑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返城务工未挣到钱就先要因隔离观察而花钱，这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自费集中隔离”举措同样不区分务工者的来源地是否系低风险区，一些地方甚至要求湖北省低风险区已经在家被封闭管理超过50天的务工者继续自费集中隔离14天，这已经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不相符合。

【问题三：“健康码”保通行、复工功能亟待体现，工作须细化】

通过微信小程序等途径生成的“健康码”在取代纸质证明方面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现阶段，它在一些地方仍存在“不互认，不好用”的情况，复工人员持码无法畅行，仍然需要到各处开具纸质证明“配合使用”。

这里面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健康码”应当做到跨省域、市域的互认，且在一个地域内具有唯一性，不要一个地方弄出好几种不同信息收集标准的“码”来。

二是信息收集一定要关联到复工人员本人的身份证，不能只关联到手机号。众所周知，一个人可以办多个手机号，并用其中任一一个手机号去购买飞机票、火车票和长途客车票。但身份证号却是唯一的，且所有的手机号都只能绑在这一个身份证号上。

三是基层要抛弃对“盖章证明”的习惯性依赖心理。事实上，盖级别再高的“章”也不能从客观上保证被证明者的身体在下一刻还是健康的。

“健康码”的作用在于通过对复工人员在此前14天乃至更长时间的活动路径及就诊情况判断其可能携带病毒的风险。当其显示为绿色时，意味着低风险，而不是零风险、无风险。

故此，强制要求复工者提供盖公章的纸质证明，除了“甩锅”和推卸防控责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问题四：杜绝一些无依据的“奇奇怪怪”的防控规定】

譬如有的地方未了“零风险”，提出要求复工人员不得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通勤；有的地方要求外来的复工人员离开租住的社区就不得再返回；还有的地方一味推崇“线上办公”，却完全不顾企业工作的性质及其实际的“到岗率”“开工率”。

事实是，线上办公不是万能的，很多工作岗位都不可能通过线上办公来完成工作任务。“复工率”与“到岗率”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且目前的统计数据主要集中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上，真正提供工作岗位最多的中小企业的实际到岗率仍然亟待提升。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低风险区的复工者仍面临火车票无法购买等复工中间环节遇阻的困难。盲目追求“点对点”运输复工无疑是不符合事实的，绝大多数外出务工者显然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而她们的复工复产问题同样是亟待解决的。

在明律师最后想提示广大基层管理者的是，“严防死守”所传递的价值理念适用于对疫情最为严重阶段的防控，但不适用于对当下全面复产复工阶段的大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及时“换换词儿”，是实事求是理念之必需，更是基层管理者所应有的责任担当。复产复工必须要真动作、真落实才有意义，继续观望、拖延下去将会令基层的群众没办法生活，将会给社会带来比疫情扩散更严重、恶劣的结果。及时行动，及时变化，就是最有效的疫情防控工作！